【CTA学术沙龙2020年第10期】 宋子千:旅游研究如何形成理论贡献_中国旅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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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A学术沙龙2020年第10期】 宋子千:旅游研究如何形成理论贡献
    2020-8-26 15:49:37     字号:[    ]

7月31日下午,我院举办2020年第10期CTA学术沙龙,主题为:旅游研究如何形成理论贡献。本期沙龙由我院首席战略研究员、政策和科教所所长宋子千研究员主讲,我院学术委员、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马波教授受邀主持,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张朝枝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张进福副教授作为嘉宾对话研讨,部分研究人员及我院在站博士后参与了此次沙龙。


精彩再现   


旅游研究如何形成理论贡献?这不是一个新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形成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据我所知,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到这几年都掀起过探讨这个问题的高潮,包括马老师可能参与过好多次讨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势和任务做了高屋建瓴的概括。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对科学研究的路径和功能、目标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的旅游研究是不是达到了总书记的要求?我个人觉得还有很大差距。我们每年有数万篇的旅游研究文献,为什么大众觉得没有多少理论贡献,为什么行业对旅游研究无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很多人这样说,这么多研究,能够记得住、能够发挥作用的旅游理论有多少?业界代表说现在的论文根本没办法看,既看不懂,也觉得没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做过一些思考,这些问题都是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现实问题。


我在中国知网上搜了一下,从2019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发表的以“旅游”为主题的文献一共40491篇,四万篇文章究竟发挥了多少作用,解决了多少问题,又有多少是无谓的劳动?这个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当然有人说有体制的因素,有管理的因素,比如我们做科研考核、职称评审、学科评估等都要求我们发论文,而且最好是发高档次的论文,SCI、SSCI,最差也是CSSCI,不仅要有好期刊文章,还要有数量,一篇不管用,要发三篇五篇十篇。这确实是一些因素,要求我们制造更多数量的文章,这是环境的因素、体制的因素,不可否认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从我们研究本身来说,难道就没有问题吗?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也要反思我们的旅游研究,我们的研究做得怎么样?这个和理论贡献也是息息相关的。


什么是科学研究?只有把我们的研究定位为科学研究,才有资格谈后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我曾经在2015年出版一本书《走上科学的旅游研究》,在那本书里面我对旅游学科建设做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我从本科开始,到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直在学习旅游,后来在《旅游学刊》工作,现在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一直处于旅游研究的领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研究。


什么是科学研究?我觉得不是我们随便写的东西就是科学研究,不是说你写个东西就是做科学研究,不是。论文也好,著作也好,只是科学研究的产物,你写文章、出一本书,这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并不是科学研究的本身。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哪怕你写了一部长达一千万字的长篇小说,比如大家在网上看小说一千多万字、几千多万字的都有,但它也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有个比较流行的概念,科学研究是为了增进知识包括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去发明新的技术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简单地说,科学就是为了获取新知而进行的一项工作,科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新知。但是科学又不仅仅是获取新知,还有其它的一些内涵,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科学是为了获取新知,并没有把握住科学研究的实质,或者说没有把握现在大家通常所说的科学研究的实质。因为大家现在所说的科学研究其实是源自西方的一个概念,中国古代没有和科学相对应的概念,这是近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在科学史上面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很多学者探讨这个问题,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我个人觉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让我们对科学研究的实质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李约瑟之问看似承认了中国古代的科学贡献,他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很多重要贡献,但事实上它也否认了中国古代存在科学。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实否定了中国古代有科学。


中国古代不乏新知,有一些创新的知识,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新知和西方传入的科学相比至少有以下不足,这也是很多学者都研究过的。


1.较少对自然探索。前不久在海南文昌发射了中国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天问》是两千多万以前屈原创作的一篇长诗,“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屈原的这篇长诗当中其实对自然现象天文地理做了很多思考,遗憾的是后面的一两千年当中,中国很少有人再去全面地思考自然、宇宙、地理、天文这些问题。中国古代有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成为很多知识阶层的共识,恰恰因为中国知识阶层对探索自然的兴趣不高,更多是在道德伦理上做文章,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文人而不是学者。我们很多技术的发明是来自于非文人阶层,很多是普通的百姓,所谓的贩夫驺卒。


中国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造纸术的发明人是蔡伦,是一个宦官,当时的宦官地位很低,这是在汉朝不是在明朝,明朝有一些宦官的地位很高。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昇是一个刻工工匠,当时工匠的地位很低。事实上毕昇发明了印刷术并没有马上得到推广,毕昇的事迹很少人去记载,人们只是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面找到这段事迹。火药是谁发明的?主要是炼丹家。指南针是谁发明的?现在还不知道。我举这四大发明的例子,可以说无一例外它的发明人都不是文人,不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人,我们的知识阶层较少对自然探索。


2.缺少理论的深度。这个又和上面的问题有关,由于缺少知识分子的介入,中国的很多发明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能够用,但是较少刨根问底,只是口耳相传,没有形成文字。自然谈不上理论上有多少探索。大家都听到过两个故事,曹冲称象、阿基米德洗澡,这两个故事的道理如出一辙,但是阿基米德发明了浮力定律,曹冲这个故事听一下就完了,人们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把它总结成一个理论规律。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想我们学过的很多古文,很少有关于科学探索的。苏轼写的《石钟山记》,记石钟山是怎么来的,他通过考察终于知道了真正的缘由,结尾的时候写了一段话,“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我现在再看这段文字的时候觉得很心酸,“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中国古代科学探索缺乏环境,缺乏文化传统,没有多少人会去探讨科学的道理。哪怕是苏轼,他最后的结论是“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他还停留在就事论事,他作为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也没能够从理论的高度去思考。


3.缺少系统性。由于大多数的发明都来自于普通民众,很多都是偶发行为,很零散,很少系统的总结。这会导致某些发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失传了。如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就经历过好几次波折,有的专家考证中国的活字印刷是从朝鲜再传回来的。加之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常出现一些技术上的倒退。


4.不注重积累。不止是工匠,包括天文、数学等研究,很多都是父子相传,像祖冲之父子都是数学家,很多科学研究、技术发明都是师徒父子传承,缺少文字载体,也缺少教育培训体系,不像西方有大学体系,有期刊,有这些载体。


这是对比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是西方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特定规范下群体性的智力活动,注重事实和逻辑,主要是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可能在这些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从科学的发展来说,实证主义在中间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起到非常主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现在再回到科学研究和新知的关系上。


首先,科学研究要对新知有贡献。科学研究现在形成了很多规范,比如做文献综述,这个其实是避免做一些重复劳动,有利于我们的积累。这里也会出现一个问题,经常有人说,他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他的研究是填补空白,这其实可能是换了一个马甲,实际没有改变。填补空白不一定见得是好事,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话题不值得研究。现在文献综述还存在一些僵化的理解,比如做一个问卷调查,非得要每个问题选项都有所谓的依据。我以前做过一篇关于学旅游专业的大学生对本专业看法认知的问卷,拿出来审稿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些问题都是从哪儿来的?你要有参考文献。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人去研究,为什么非得有参考文献?还有很多杂志规定文献必须有多少外国文献,这个有点矫枉过正。


第二,新知和常识。大家深刻感受到现在很多研究用很多公式、模型、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一个常识,是大家都所知道的结论,也谈不上有多少新知的贡献。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常识?常识首先是一个共识,如果不是共识的话就谈不上常识。如果只是一部分人承认这个知识或者一部分人知道这个知识,它还够不上常识,特别是有争议的观点它不是常识。有争议就说明这个观点没有形成共识,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它还不是常识。我写过一篇旅游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文章,是先有多学科还是先到跨学科,我的主张是旅游首先得在自己的学科里面,如果能做到极致,这样才能跨学科。有人说这是一个常识观点,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很多人主张旅游就要做跨学科,我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你自己的学科都没弄明白,怎么能够跨学科?这个是有争议的观点,它不是常识。一些模糊的或者复杂的不为人知的观点也不是常识,虽然很多知识可能有人提出,但是它可能非常晦涩或者不引人注意,或者已经淹没在很多文山著作中,淹没在一大堆的著作观点中,有人把它发觉出来,这也是一种升级。好的文献综述,把以往的文献做一个梳理,使之清晰化、条理化,这也是一种新知,使人们对过去知识的把握更加方便。


第三,故知不都是常识。有很多从前发生的东西,并不引人注意,后来才又被证明是对的。孟德尔定律发表之后,没有引起大家注意,植物杂交的规律,过了三十多年之后,有三位不同的学者重新发现了这个规律。社会科学也有这种情况,当时的观点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可能慢慢淹没了,过一段时间又提出来,它是有价值的。


根据科学研究的概念,科学研究应该是可验证的,具有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我们的知识可交流,一个理论观点要得到承认,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可重复。在同样的条件下,其他人做同样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变,这个是科学研究的一条准则,保证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有人说“研究”的英文单词,research,re是反复的意思,search是探索的意思,research有反复探索的含义。第二个,可证伪,科学结论要符合观测的现实,我们知道归纳法是很重要的思维推理方式,比如我们观测每一只天鹅发现都是白色,我们可能归纳得出结论,天鹅都是白色的。我们可能观察一亿只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不能保证第一亿零一只天鹅就是白色的,它也许是灰色的。我们很难证实一个观点,很难证实一个规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同路径,一个是统计学,统计学的原理是,通过随机抽样,我不说百分之百把握天鹅是白色的,我说有多大的把握天鹅是白色的。第二个是波普提出来的可证伪性,科学不是因为可证实,而是因为它是可证伪的。具体到天鹅是白色的理论观点,只要我观察到一只天鹅是黑色的,那么我就可以推翻这个结论,说天鹅是白色的这个观点具有可证伪性。反过来说,如果我一直没有推翻这个结论,没有观察到不同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姑且承认这个结论。


说这个和我们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比如一个地方要提出一个旅游的形象口号,你提出一个口号本身不是科学研究,也不存在什么证伪,也不存在什么可重复,你提出这个,我提出那个。一个地方的旅游形象口号对其旅游吸引力没有影响,这就是一个科学命题了。如果提出一个论断,旅游地的形象口号对旅游吸引力没有影响,假设你发现一个很有影响的例子,那么这个论断就是错误的,你就证伪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你要有观察事实的标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判断事实的标准,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事实的判断。所谓科学研究观测的事实必须是科学共同体形成共识的事实。再比如清晰的表达。这有利于证伪。比如我说旅游地的形象口号对旅游吸引力没有影响,这是比较清晰的;我说一个地方的旅游口号对其旅游吸引力没有多少影响,没有多少究竟是多少,究竟是多少才叫没有多少,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避免同义反复,这也是在科学研究当中非常容易犯的毛病,如果我们将天鹅界定为某种白色禽类,那么对于天鹅是白色的这个命题,就没有任何的新知在里面,没有任何知识的贡献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天鹅已经内涵了白色这个特征。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其实不是。很有学者把旅游的概念界定为一种休闲活动,再说旅游具有休闲的属性,这个就属于同义反复。


新知包括不同类型,比如探索性、描述性、因果性。因果性的知识在我们的知识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爱因斯坦说过,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如果我们认识到因果性才能对事物的未来做出准确判断,我们才可能知道比如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因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找到因果关系之前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或者描述性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即使从它的知识贡献来说,相对要小一些。


什么是理论?这又是一个新的话题,新知不见得都是理论,或者说新知大部分都不是理论,我们得到的一些观点大部分其实都不是理论,达不到理论的高度。理论是在实践中归纳出,或者由观念推演而得到的有系统、有组织的说理或论点。这是《辞海》的说法。理论是能够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发挥作用的知识。它超出一般的知识,可以为其它知识的获取提供指导。我觉得这是理论的本质特征。如果只是短时间之内起作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东西,就不是理论。理论概括性越好,适应范围越大,应用时效越长,高度就越高。我们看到很多研究,比如有研究夜间旅游的,把夜间旅游的分布在全国做了一个描述,可能一篇论文里面得出十几个结论,这个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和夜间的旅游发展是有意义的,从理论高度来说,它是有欠缺的。


是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构成学科贡献?一个理论可能会有两种价值,一个学术价值,一个实践价值。我个人认为这两种加值不应该割裂开来,我们在填报各类表格的时候,经常会填写学术价值是什么、实践价值是什么。一个真正好的理论往往是对实践指导作用大的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不是对认识我们的实践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往往是一致的,不应该人为割裂开来。


我们要区分旅游研究和对旅游的研究。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止是旅游学科在做,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对旅游做研究,不管从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市场学、历史学,都可以对旅游做研究。什么是学科内的贡献?只有对人们认识旅游现象有促进作用的知识才能构成学科意义上的旅游理论贡献。我看过很多文章,研究的对象也是旅游,但是通篇不管运用的方法还是得到的结论其实和旅游没有关系。哪怕写得再好,仍然不是一篇好的旅游研究文章,对旅游学科没有多大影响,不构成旅游学科的贡献。这个问题大家很容易忽视。如果研究对旅游现象没有多大帮助,对于独特的旅游知识没有帮助,这个贡献就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贡献。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旅游要独立成一个学科也是必须发展理论,必须对旅游现象有系统的理论认识,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学科。我们扪心自问,旅游专业到底有多少值得去学习的东西?旅游研究有多少让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的内容?只有对旅游自身一些独特性的知识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学科才能走下去。更进一步还要提高学科地位的话,还要基于旅游现象提出普适性的方式和方法。旅游研究对自己的母学科有反馈的时候,地位才会真正提高。因此我一直坚持首先得在学科内研究,然后才谈得上跨学科。


如果其它研究都要引用、借鉴我们的理论观点,我们的地位怎么可能不高呢?怎么可能不让别人学习呢?我曾经在文章里提到,如果旅游成为很多大学的公开课那说明成功了,不管学什么专业的都想学学旅游,那我们旅游学科是最成熟的。旅游理论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比如旅游乘数,其实乘数不是旅游独特的现象,任何一个外来的输入都会产生同样的乘数效应,有时研究容易把一些普通的现象当作独特的旅游现象。如果先有旅游研究,然后提出这个乘数再推广到经济学,那么这个是旅游学科做的贡献。


现在概括一下,我们谈了科学研究和新知和理论和学科贡献的关系。我们处于一个什么现状?处于一个既缺乏理论创新,又缺乏实践指导意义的双重困境。不止是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不仅没有理论高度,也没有实践深度。这其实是高度相关的,前面说过,一个好的理论往往就是一个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个困境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五少五多”。

缺少事实。很多文章当中可能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没有对事实的把握,与事实不相符。缺少逻辑。文章写下来没有逻辑。缺少实践,对实践不了解,片面孤立表层看待事实,缺乏对学科的了解。很多学者以前没接触过旅游也能写旅游文章,很多时候只是把握了旅游的皮毛,虽然照样能写出高端的论文,但是这样的论文很难对我们的学科有多少贡献,因为它没有把握旅游的实践,缺少基础,缺少对所在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了解。


炮制概念多。旅游学者善于炮制各种各样的概念和模式。模仿套用多。国外的一篇文章拿过来或者其它写得好的文章拿过来,换个地点或者重新做个调查,然后得到一篇新论文。注重形式多,非常注重形式,重形式不重内容。方法、软件用得很炫,但没有对问题的实质理解。这也是现在流行的毛病。繁文缛节多。为了追求一些指标,为了追求一些所谓的规范,出现很多不必要的八股形式。,就事论事多。缺乏理论敏感性。戴斌院长曾指出,现在虽然很多人学位越来越高,从学士到硕士到博士,研究的路子却越来越窄,老限于一个专门的领域,越陷越窄,限制了视野。


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从中看出我们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流行观点,把旅游消费分成基本旅游消费和非基本旅游消费。“交通、餐饮、住宿等消费是基本旅游消费,随着人们收入增加,旅游消费的比重会降低。”这个是写到很多旅游教科书中的观点。这个观点和事实不符。随着人们收入增加,吃住行旅游消费的比重没有下降,为什么?你有钱了,你吃得好了,住得好了,坐飞机头等舱也不坐火车的硬座。消费增加之后,吃住行没有降低,有的甚至增加。


第二个流行的观点关于景区门票。有人说“景区资源是老天爷和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不应该收费。”那么这个观点有一个前提,大前提是老天爷和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应该收费,小前提是景区资源是老天爷和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结论是不应该收费。问题是你这个大前提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土地是不是老天爷老祖宗留下来的,石油是不是老天爷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它们收不收费?收费。所以这个大前提是错的,这是一个不讲逻辑的理论。


还有颠倒因果关系。比如有人说“景区是公共物品,不应该收费。”这个是颠倒因果关系,景区是因为政府不收费导致它成为公共物品,不是因为它是公共物品所以没有收费。景区为什么天然不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正常性和非排他性。景区既然能够收费,那么说明它可以排他,因为非排他收不了费。本来不是天然公共物品,只是处于外部性考虑,政府决定对一部分公益性景区进行免费,这个时候它才成为公共物品,因为免费了,使它失去了排他性,这个是因果关系。


还有学科的问题。刚才提到的非基本消费的问题,其实就是套用了经济学里面的恩格尔系数,但是忘记了基本消费和非基本消费有一个中间环节是旅游消费。吃住行对于旅游消费来说是基本消费,不是针对收入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加旅游消费这个环节之后,我们不能再套用恩格尔系数。


炮制概念也需要讨论一下,我个人非常反对故意制造一些新的概念。为什么?其实自然科学之所以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概念是非常确定的,一个物理学家所说的重力和另一个物理学家说的完全一样,你说的重力和我说的重力是一样,我们才可以讨论重力。旅游研究不一样,前不久张进福教授就旅游资源的概念进行讨论,我们现在认识还不一致,还存在很多分歧。关于概念的很多模糊很多歧意导致我们的研究非常混乱,不利于进步。有必要遵循奥克姆剃刀原理,所谓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不浪费多的东西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做好事情应该更好。如果这个概念已经能够足以应付我们的研究,不宜再炮制新的理论。有一些学者把老的东西套上新的马甲拿出来说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其实这个没有必要。


怎么样应对这种现状?简单地说,思想引领,根植实践,沉得下去,升得上来。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旅游研究只有对实践深刻了解,才可能得到比较大的理论创新。旅游研究可以从理论入,从理论出,发现逻辑问题;从理论入,从事实出,排除事实误导;从事实入,从理论出,形成创新观点。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是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提升理论高度。


宏观问题复杂问题难以把握,现在大家都提倡要善于做小问题,但是也要善于小中见大。现在研究很多研究非常细,细到对我们的实践没有太多作用。即使是宏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宏大的问题研究可以有一个具体的视角。比如说我们的宏观旅游经济,我们可以谈论一个问题,旅游总收入和GDP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具体明确的解决。


前面引用屈原的《天问》开始,现在仍以屈原的诗结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理论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要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知,然后才谈得上理论创新,最后才谈论学科贡献。理论研究贡献需要我们大家较长时间的努力。

 

嘉宾观点


张朝枝:


非常荣幸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大家交流,对本次沙龙主题很有感触,这也是近些年我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坦率来讲,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跨学科或者多学科,在不同的背景下转来学旅游的,在学旅游的过程中不断写文章、投稿、发表,又指导学生以及在国际上交流的时候经常不断反问自己,我们的研究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理论贡献?记得在90年代末期,那时候所谓的理论贡献强调的就是把国外某个理论拿过来,在中国的语境下找一个案例进行检验,总结一下中国的特殊性然后就认为是一个理论贡献。后来,我们强调在中国的语境下,基于中国的场景来做研究,讲中国故事、发中国声音,寻找自己的理论贡献。再后来,我们开始强调不能只是以中国的情境去探索新理论,还应该着重思考什么是旅游特有的理论,对旅游学有什么理论贡献。是不是把其它学科听起来高大上的理论在旅游研究中运用就是旅游的理论贡献?我们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关于理论贡献的这个话题,稍微再补充几点:


第一,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贡献问题。早些年,西方所谓的Science强调的是可重复、可检验、可验证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社会科学提出要求,在很长时间内社会科学受到这种范式和标准的影响。在西方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被认为是科学的时候,要求社会科学是可重复、可检验、可验证的。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这种评价标准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这种思想仍然是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期刊上大量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强调做定量模型,用越来越复杂的定量计算方法。但我们需要反思,当用越来越复杂的计量方式来尝试做可重复、可检验的研究,去寻找理论贡献时,回头来看我们的研究与所关注的现象本身关系,会发现很多模型检验得到的结果与现象本身的实质关系好像越来越弱。即使这些经过精确计算的模型,作者本人也不一定非常肯定这些结论与现象本身的关系是否确实如此。当然这是一种科学发展思潮产生的某种结果,无所谓对错,也很难评判它的优劣。


第二,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面对现实问题时,有时会觉得越来越没有底气。因为研究越深入,其实你关注的面也就越窄,你所了解的只是现象的某一个很小的点。我们所掌握的深度或者所认为的深度与现实所理解的深度可能有区别,因此,对理论的评判和研究的价值的评价常使我们困惑,我们学才认为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却常常被业界人士视为“垃圾”。因此,我经常与学生讨论一个话题,怎样把一篇学术论文翻译成业界人士能够读懂的科普类文章。这是我从现实的角度来考量科研成果的一个思考,也是说我们的理论贡献到底在什么哪?


第三,要发表好的期刊文章,必须很完整地、很严谨地根据现有的研究逻辑来进行理论对话。我们的研究自然或不自然就走进这个框里,就可能锁定理论目标贡献。文献是步步梳理过来,来找到里面的theoretical gap(理论空白),这样又自觉不自觉地跳进这个框里去来做这种理论贡献。


基于这几种情况,现在也很难说哪种是好的理论贡献,这取决于现在不同的人在不同角度,怎样理解“理论”这两个字。基于这几点对理论贡献的思考重新回到对理论这两个字的理解,特别对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如果按照现在对社会科学理论这个概念界定,所谓理论就是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判断或者一个命题就是理论的话,生活当中很多都是理论。刚才主讲人提到怎么通过社会研究产生理论、产生旅游的理论,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旅游学科的理论其实是更复杂的话题,什么叫旅游学科,什么叫旅游学科的理论?旅游学科走到今天,前期的概念都来源于其它学科,现在我们要反思这是旅游学科的理论,这又是一时回答不清楚的话题。


张进福:


刚才主讲人梳理了中国旅游研究从拿来主义到中国情景再到当前理论贡献的大致学术理路,很让人感触,从中也可以发现很多理论话题。早年(1997年)南开大学硕士生余书炜曾提出“旅游理论研究是在研究什么?”的问题,被称为“余书炜之问”。那么,今天的题目也可以称之为“子千之问”了。


一言难尽。那就从今天的主题“旅游研究如何形成理论贡献?”谈起。题目的核心是“如何”,但却隐藏着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什么是旅游与旅游研究的问题;二是何谓理论与理论贡献。如果不明白何谓旅游与旅游现象,就很难说清楚旅游理论;而讲不清楚旅游理论,则无法明白其理论贡献。很长时间以来,旅游研究与旅游学科内部都存在不少分歧与反差,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实践研究的相互混杂也很难让大家共同对话。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问题,其争议核心应该是对旅游的理解差异。不同人有不同视角与见解,这是子千研究员刚才提到“盲人摸象”寓言的原因。溯本追源,所有分歧与问题可化约为对旅游现象及其本质的理解。旅游算不算一种具有学理价值的社会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认识旅游现象?如何进行旅游现象的思考与研究?套用科学哲学的思路,这些问题恰好构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连续体系。简单说,本体论回答本质是什么,认识论回答能否以及如何认识,方法论则关系到如何与怎么研究。


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我们再回来谈什么是旅游现象与旅游研究、旅游有没有理论、何谓旅游理论贡献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旅游现象?如何理解旅游现象?按照一百多年前迪尔凯姆的理论逻辑,旅游现象应该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时至今日,旅游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很难让人忽略的普遍而重要的社会事实。对旅游社会事实的理解可以产生诸多理论。经过多年的旅游学习、研究与教学,我自己也坚信旅游有其理论。例如,真实性理论、旅游体验论。


围绕旅游现象研究与旅游理论,通常又可能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旅游现象的描述与理解深度。前面朝枝教授介绍了中山大学走进田野、深度了解旅游实践的做法,深为感佩且有同感。只有足够了解现象才能提炼出有深度的一般性理论。二是子千研究员所谈旅游研究与对旅游的研究的分野,也是对旅游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讨论。旅游研究形成理论,可以是旅游理论,也可以是与旅游相关的理论。个人觉得可以暂且抛开学科门户之见。只要是对旅游社会事实的研究,都能促进我们对旅游现象的理解。这就引发第三个问题、也是分歧更大的问题,即如何评价旅游理论及其贡献的问题。不同学科研究旅游将产生不同旅游理论与学科贡献。现在大家关注较多的是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旅游研究及其学科贡献。那么,有没有可能从其他社会科学或社会整体角度对旅游研究及其理论进行思考?旅游现象不只是经济现象,旅游反映了包括社会民生在内的诸多内涵,具有超越经济之外的更复杂而重要的内涵与价值。我们现在讨论旅游一级学科,更应该在讨论学科贡献时思考旅游学科对其它学科所产生的知识贡献和知识溢出,而不仅仅是成熟学科对旅游的知识溢出,也不仅仅采用成熟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旅游。例如,如果仅仅采用传统财务管理理论从事旅游企业财务研究,只能产生财务研究成果,最多再加个前缀叫“旅游财务研究”。这种研究不在少数,也是旅游学科地位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假设通过对旅游企业的财务分析能够发现旅游企业有别于非旅游类企业在财务方面的特殊性,那对财务研究理论将会有所贡献。再如,在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能不能通过对旅游这种特殊现象的研究,提炼、归纳出可以挑战传统理论的新理论、新思想?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此时的社会学、人类学,也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将无法忽略旅游这个社会事实的存在。旅游已经是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普遍现象。假如每个领域都能产生哪怕一丁点有别于传统学科乃至对传统学科的理论反思、理论贡献甚至知识溢出的话,那么,其他重要学科都将无法忽视旅游现象并将加入旅游研究之中。此时,旅游现象作为研究层面上的重要社会事实、旅游理论贡献才能真正得到认同,旅游学科的前述困境与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最后,回到主题中“如何研究”的重要话题。定量的实证研究是当前主流,定量研究所强调的代表性很有道理。但是,旅游研究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厦门航空公司的单一机种(波音飞机)战略个案很早就进入毅伟案例库。可是,厦航的单一机种战略全球唯一,又何来的代表性?人类学、社会学的很多经典研究,像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怀特的《街角社会》等也都是个案研究,而且都是风靡全世界的重要著作。为什么这些个案能够风靡全世界并被广为接受?我想,并不是它们的所谓代表性,而是它们的“深描”把现象讲清楚了,而且把其中的理论价值提炼出来了。所以,个人认为关键还是对旅游现象和个案的深描与理解深度。


如果各地域各领域学者能深入研究各自的旅游现象并有所贡献,那么,旅游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溢出将是全域性的。但前提是对旅游现象的研究足够深入并且能够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思考。我想,这个前提成立的话,我们对旅游现象的理解将更进一步,对旅游理论及其贡献才有更大的对话与讨论空间。

上面的一些思考,不敢说是对子千研究员今天宏大主题的回应,仅仅只能是我个人对旅游理论、旅游研究的杂乱思考。不妥之处,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马波:


感谢子千研究员周密精彩的报告,感谢朝枝、进福两位学者独到的点评。


从学术角度上讲,中国旅游研究有40年历史了。我把1980年视作旅游学术研究元年,有两个标志:一个是高等旅游教育从1980年开始;另外一个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从1980年开始做纯粹的旅游研究。这40年里,中国旅游学术研究进步是非常大的,发展的速度也够快。不是说旅游学术没有产生一些贡献,有贡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确实有很多的贡献。比如我们对于旅游体验的研究,还有对城市旅游、乡村旅游方面的研究,还是有国际贡献的。但是我又同意主讲人带有期望性的一种标准,或者说形成的一种感受,已有的学术贡献更多的表现在微观理论层面。如张朝枝教授所说,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对某种变量关系——如旅行距离与旅游流量——的描述建构就可称之为理论,当然它是“小”理论。主讲人所希望或者所期盼的是在中观和宏观的层面贡献理论。40年来,有关旅游活动的中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确发育不够,远低于大家的预期,不能有效地指导旅游实践,也不能有力地支持旅游学科的竞争性发展。


同意子千的观点,实践和理论并非二立,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不应该割裂。学术工作和实践工作各有侧重,理论来自于实践,但是从实践向理论确实需要惊人的一跳,完成这一跳是学术界或者理论界的要务,它不是完全依靠实践。怎么从实践中跳出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是我们普遍感受到的亟需解决的问题。从理论层次上讲,小理论依然需要积累,但推动中层理论的构建显然更为紧迫。旅游学科的理论匮乏,指导实践功能的疲弱,应该作为一个大问题很好地考虑。今天主讲人和点评人聚焦于这样的问题,值得赞扬。也希望今天参与这个沙龙的学者能够在沙龙结束之后继续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聚焦于理论贡献的话题,提出来就是一种进步,就有可能推动旅游学科、旅游学术前行的步伐。但是这中间确实有很多值得细究的问题。比如科学研究要生产知识,但一般来说,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不是零碎的知识。通过某个研究得到一个新知识点,这个点一定要同原有的知识体系相关联。从大的方面讲,旅游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其知识体系一定同诸多传统学科有关联,这样我们就能正确理解旅游学的相对独立性,会欢迎和支持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同样会强调旅游研究对其它学科的知识溢出。


系统化的知识观也蕴含时空连续意义。我们每个人作论文都少不了综述和创新点。综述体现的是与既有知识体系的对接,否则不可能凝练出科学问题来。创新点则是在原有知识体系上长出的新叶。包括国际化和本土化,也是不能割裂也不可能割裂的。我们把系统化的知识视为科学,再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本身的建构,对子千研究员今天所讲的内容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他提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问所曝露的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问题,与今天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业界和学界的关系问题,包括子千提出来的“双重困境”问题,都有本质上的关系。的确有一些研究者对旅游实践缺少应有的认知,出产的研究成果凌空蹈虚,很难再回到实践中去,有违科学的属性和理论的功能。从实证科学出发,案例研究是要突出强调的。案例研究首先比较全面客观地描述社会现象,但是描述本身并不产生理论,没有抽象思维,不可能从中产生理论。我看到很多案例研究成果止于描述,缺乏抽象。究其原因,一是观察有欠持久深入,走马观花,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无法归纳抽象;另一是缺乏理论建构的意识、方法和能力,砖瓦一大堆,房子却没能盖起来。


众所周知,旅游是一种综合现象,旅游研究是一个纵横交织的领域,中观和宏观层级上的理论创建确实有很大难度,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立足现实,巧妙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旅游现象加以系统观察与分析,从而逐步构建高于实践的旅游理论体系,进而发挥引领实践的价值。


本期责编:黄渊基、余超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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