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旅游研究与文化建设:初心在哪里,使命怎么记?_中国旅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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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斌:旅游研究与文化建设:初心在哪里,使命怎么记?
    2019-7-17 14:55:58     字号:[    ]

    7月4日,我院与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构文旅融合理论、建设专业智库文化——CTA博士团走进海淀北部文化中心”联学联做主题党日系列活动。我院戴斌院长发表题为《初心在哪里,使命怎么记?》主题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结合党建和旅情、院情,每年确定一个工作主题,是中国旅游研究院自2008年建院伊始到今天的传统,也是组织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塑造的有效载体。还记得第一次主题活动地点选择了河北乐亭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学习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家国情怀,学习他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写下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确定了“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建院思想和“1+8+X”的学术成果体系。后来我们又去了韶山、延安、淅川等地,缅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稳步推进研究院的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建设、人才建设、思想建设、国际化建设、数据中心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智库建设,寓党建于日常业务,培养一支党组放心、业界认可和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研究团队,这是我们的特色和经验,要长期坚持下去。今年的主题是文化建设,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及研究院(数据中心)转隶改冠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我代表党支部和院班子谈几点意见。


一、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加快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


    过去四十年的旅游学术研究,在引进和解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因循“挑战—回应”范式,积淀了一批直面现实问题的学术成果,依托高校的研究生培养、科学年会、立项评奖、期刊阵地等平台和载体,初步形成了全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研究院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确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回过头看,也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学科建设上,分散的学术研究和非系统的学术成果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旅游发展理论;二是组织建设,旅游学者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旅游学术机构为了外在指标,而不是为了国民大众的旅游权利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而做研究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既制约文化和旅游融合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研究院当下的理论建设、数据建设和队伍建设。

    文之大者,为国为民。文化和旅游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文化创作者,文艺表演者,还是旅游理论工作者,都要自觉地把个人才情融入到党和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去,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中去。每个同志都要加强思想教育和文化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地认识到文化创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文化是文化人说的话和做的事情,但是文化不能只为文化人服务。任何离开人民群众和人间烟火的所谓文化,终会陷入小圈子的自我欣赏和相互吹捧,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和生命的源泉。旅游研究团队也有这种倾向,研究生毕业或博士后出站,总想沿着“论文—基金—职称—博导—长江/院士—院长、系主任—做规划、开公司—名利双收做学霸”这条精致利已主义的路子往下走,稍微有些资历或者声誉就想着立马变现,就想做什么自由学者,全然忘记了研究院是为党工作的中字头、国字号旅游专业智库,全然忘记了我们肩负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发展理论建设的时代责任,全然忘记了为国民旅游权利而奋斗、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讲中国旅游故事的历史使命。历史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离开了党的领导,没有了人民的需要,过于强调小圈子的相互欣赏、个体自由和单纯为了名利而做学问,是做不好、走不远、做不大的。

    希腊神话的大力士安泰不能离开大地,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也不能离开时代和国家,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受益于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其编辑发行的《亚洲》杂志也在全球得到了瞩目和尊重。但是在二战之后,这种关注消失了。被看作“中国作家”的她,必须重新把自己改造成一位“美国作家”,尽管后来笔耕不辍,但是从未超过其“中国作家”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如同《灿若锦霞》作者魏时煜先生所慨叹的那样:战争有时候赋予女性政治家、领导人和文化英雄的角色,但是这些机会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消失。不是你不努力,更不是你江郞才尽了,而是时代不需要你,或者你主动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持续前行的轨道。二战领袖之一的邱吉尔,以如此之高的声望还是被英国人选下首相之位,是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选择。令人欣慰的是,他很快调整心态,选择了向历史致敬的文学创作道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列世界级文学家之位。改革开放以来,北岛、顾城和舒婷的朦胧诗,崔健和魔岩三杰的摇滚乐、琼瑶的言情、三毛的灵性、金庸和古龙的江湖、罗中立的油画、甚至聂卫平的围棋都曾经领一时风气之先。无论我们如何追忆和不舍,它们终是在文化迭代的进程中遁入历史的星空,有的成为经典记忆,有的则成为思想化石,更多掩埋在层层叠叠的文化层,留待后人的考古发现。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在今年的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在充分肯定四十年来旅游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成就的同时,也提出殷切希望。特别是希望广大旅游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走出小圈子,立足旅游业的生动实践,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他还连续提出了十四个现实问题。篇幅不长,让我们再逐字逐句地学习一下:文化和旅游的最大最佳连接点在哪里,融合发展的路径有哪些?如何更好发挥旅游在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如何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旅游便利度?如何开发更好更多适应境内外游客需求的优质旅游产品?如何推动全域旅游?如何推动民宿发展?如何推动旅游与教育、体育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如何更好发展冰雪经济、邮轮旅游、低空旅游等新兴业态?如何加强对文化和旅游市场的监管?如何防范化解、妥善应对各类旅游安全事件?如何做强国内旅游?如何提振入境旅游?如何引导出境游客成为中国故事的生动讲述者、自觉传播者?有人说,这些问题具有明显的行政视角和现实导向,不是学者要关心的科学问题。那么请问什么才是科学问题?是抽象的旅游定义,还是“凝视(Gaze)”之类的学术想象?是基金资助的课题,还是发表在外文C刊上的学术八股?无视大众旅游初级阶段的时代需要,无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政府需求,只想着躲进象牙塔算计着自己的那点儿功名利禄,隔岸望着日新月异的旅游产业实践之火,却不愿、不敢、不能融入其中。这在指导思想上是错误的,在科研实践和理论建设中是有害的。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理论研究和数据中心,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地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必须举全院之力,团结和带领全国旅游学术共同体和数据中心合作网络,系统回答“旅游发展为什么?旅游发展依靠什么?旅游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阶段性工作重点是什么?”等事关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建设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问题。今后要更加重视《旅游内参》(含特别报告)、《中国旅游大数据》、专题报告等智库平台建设,更加重视智库成果针对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可读性,切实抓好党组和领导特别交办的事项。这些平台和成果可能不符合大家心目中的学术标准,不会公开发表也就没有人公开引用,甚至去了高校也没有办法评职称,但它们切切实实代表了我们资政建言、开启民智和引导舆论的真实水平。没有党组认可、系统采纳和产业认同,拿再高预算的规划合同,发表再多期刊论文又有什么用呢!商业机构也可以做规划,可能做得比我们还好,高校更是拿基金和发论文的主阵地,而且更懂得利用规则去发表,甚至是为发表而发表。我们不要去与他们比这些,而要做规划公司和高校不能做、不愿做、也做不好的事情。为此,我们在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中既重视传统的基金项目、SSCI论文、学术荣誉,更重视资政建言、服务产业和开启民智的内部报告、专题讲稿和党报党刊的文章等非传统学术成果。也只有把这些党组需要、产业需要和时代需要的实践项目做好了,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发展理论建设好了,中国旅游研究院这块牌子才算是立住了。


二、贯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要求,加强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既要有设计稿,也要有施工图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三定”规定,转隶改冠后的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增加了两项职能,即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文化统计和数据分析。为此,我们新组建了统计调查所、数据分析所、政策和科教所,明确总规划师、总统计师的岗位设置。可是,同志们,从来都是庙好盖、和尚难请、经文难念,更不要说香火能不能旺了。怎么办?只有在继续做好既有旅游研究、旅游统计与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以“三次创业”的激情,明确指导思想、前行路径和研究方向,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再造一个文化研究院和文化大数据中心。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科研事业单位,我们要想党组之所想,急党组之所急,重点做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策研究、工作研究和规律性问题研究。经过十年探索,研究院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有大数据做支撑,而且熟悉市场和产业。这些经验和优势要继续发挥,在探索的初期,可以先从现实热点问题着手,比如公共文化效能评价、文化遗产利用、《文物保护法》修订等。我们既要从高位看规律,也要从低位看现象。以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为例,我们不是法律专家,也不是文物学者,但是我们可以像2012年配合起草《旅游法》那样,从人民群众对文物的需求出发,从国民文化权利出发做研究啊。过去是文物保护不足,国家要抢救性保护,现在是利用不足,是人民群众对文物事业的无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资源导向的旅游研究之路,同样可以探索一条不同于本体依托的文化研究新模式。

    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要勇于面向新需求、发现新动能、开拓新领域,而不是在存量领域与既有学术机构去竞争那么一点话语权和影响力。问题不怕小,就怕空。我们与创作发行《洛宝贝》等现象级动漫作品的大业漫奇妙合作,共建亲子文旅实验室,共同开展学龄前儿童文化休闲研究。这个切入口看上去很小,但却是一个全新的,可以不断拓展和成长的学术领域。影响美国几代人的动画片《芝麻街》,就是由研究机构发起并长期跟踪观测的。还有和上海创图、良业照明、海淀北部文化中心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正在开启公共文化、文化产业、夜间休闲等文化与旅游合作研究的新空间,这些都是传统文化机构和理论工作者没有碰过的领域。采取类似路径与文化事业机构、文化市场主体和文化研究机构的融合,既可以接地气,掌握一手数据和鲜活信息,又可以形成“强理论、重数据、出政策”的智库产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综合旅游、休闲、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新型智库很快就会成型,并将在国家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过程中,每一位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博士后、访问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每一位同志,都将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们还要有意识地将研究视野向大文化产业方向拓展,包括但不限于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图书发行、动漫电竞游戏等,甚至广场舞和卡拉OK。电影是国家形象,也是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的重要手段。数据表明,2001年到2017年间,全球上映排名前200部电影中,有34部的故事或人物源于英国作家的作品,超过120部电影的主演或者配角是英国人。不计动画片的话,有英国演员的影片高达80%。在为英国带来巨大的海外商业收入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精致、优雅、勇气、时尚的“英伦范”。借助电影的魅力,旅游宣传推广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策与科教所你们可以“逆工程化”的思维方式,结合我国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现状,对旅游与电影的互动关系展开系统研究,从而形成全新的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的理论增长点。1988年,我国开始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村村看银幕、人人看电影,曾经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做出巨大贡献。但是现在家家有电视了,智能手机也很普及,还是在露天的文化广场上放映那些老片子,就跟不上时代了。事实上,广大农村居民对电影的要求,早已经不限于“看到”,更希望“看好”。同志们如果能够沉下去,像费孝通先生写《江村经济》那样把基层的情况摸清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少成多,慢慢地就会在公共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了。

    除了物的文化和表演的文化本身,也可以从衍生的文化,以及文化的新空间和新载体着手。过去的艺术家以作品为中心,以舞台、剧院、报刊、博物馆为载体,通过创作演出和体制评定而成名成家。现在互联网原住民的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通过线上打赏与众筹、线下包场与后援,形成了一套偶像养成和文化生产新模式。以前的角儿与座儿是给予和被给予、仰视与被仰视的关系,现在则是平视的关系,甚至有“你是我们养成的,别人不能批评你,你也要听我们的”群体心理。这就有话语权建构,甚至意识形态的问题了。为此,必须发现和培育文化领域志同道合的新型市场主体、企业家和创业创新者,完善学术研究合作网络、地方和企业发展案例库、数据库和文献中心,建构新型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我们在新领域的学术资源、人脉网络、平台基础。

文化统计方面,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专业基础和研究范式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在统计工作和资源配置方面,在技术层面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说法,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自己边实践、边研究、边定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三边工程”。这没什么,回顾研究院建院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也是这么过来的,就当是新建了个文化数据中心吧。在充分借鉴旅游数据中心建设经验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特点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急用先建,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需求侧着眼,小文化入手。需求侧就是国民大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这方面完全可以借鉴旅游数据中心的建设经验;小文化是指文化和旅游部管的文化,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等舞台艺术,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公共文化事业,以及对外演出、展览、交流等部分文化产业。把两者连接起来的是文化效能评价,特别是公共文化效能评价。第二步,供给侧着眼,大文化入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将文化统计的范畴拓展至包括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图书发行、动漫电竞游戏等在内的大文化,这些都是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食粮。通过对大文化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可以为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依据,进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第三步,国际化视野,泛文化拓展。优秀文化必然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因其体现的共同价值而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受众产生自然而然的吸引力,进而形塑国家和地区形象。迪斯尼、好莱坞、NBA、麦当劳、可口可乐,加上无所不在的军事存在,一并构成世人对于美国的想象。正是通过这些文化符号和日常消费,美国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传播。日本漫画已从供少儿娱乐的“玩具时代”,发展到与国外游客互动交流的“记号时代”。随处可见的动漫海报、漫画展和Cosplay,家喻户晓的漫画人物在润物细无声地教化下一代。我们的文化统计,从长远来看,还要考虑如何衡量中外文化的交互影响,如何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进行测度,甚至还可以考虑对世界各国的文化软实力进行排名。以此为文化交流互鉴提供参考,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在此过程中,尤其要加强文化统计和数据分析的理论研究,或者说理论先行。要将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和文化统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有意识地发表一批学术成果,经得起同行评价。要坚持务实的调查统计工作作风,不要高高在上,而要深入一线,特别是要加强随机的、互动的调查,以此形成直面事实的数据和样本。要参照旅游统计的“一体系、两手册”,分步骤完善文化统计工作成果体系,推进文化统计实践发展。


三、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理论建设中,坚守“一群人、一件事、一辈子”的组织文化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到我院开展专题调研,亲切寄语:一群人,一件事,一辈子,努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国内广泛影响力、产业引领力、大家向往的学术重地和理论高地。领导是党内理论家,是知行合一的大知识分子,他的鼓励和期盼也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从2008年6月6日揭牌到现在,研究院走过了十一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促进国民旅游福祉提升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了系列工作。现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要求我们继续开展旅游研究、旅游统计和数据分析工作的同时,又把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文化统计和数据分析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机构的肯定,对团队的信任。党支部和院班子在系统分析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有信心谋划未来并全面完成党组交给的光荣任务。与此同时,也要正视风险和挑战,特别是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部分积累了一定资历,却对建院理念和价值不能完全认同的研究人员离开后,如何为有才情、有能力、有认同的坚守者提供更加宽广的成长空间?新引进的旅游和文化研究人员如何培养?如何建设协同创新的学术团队和生生不息的学术梯队?在高层次人才竞争中,我们没有高校的博导位子和房子,没有企业的票子,也没有机关的位子,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年了,觉得还是得靠理想,寻找志同道合者,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学术共同体。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纪律,否则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天天猫看老鼠似的管着、看着,组织和学者就会不可避免地油腻和猥琐起来,还哪里有什么心力去做经世济民的大学问。

    我们在资政建言、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一切努力,从来就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更不可能是把同志们培养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为了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发展理论,为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旅游智库发展模式。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识的崇高理想,也是需要我们用毕生才情和努力去印证的学术实践。在前行的道路上,有人跟不上时代和产业的发展而落后了,有人受不了清苦和约束而离开了,甚至有人为了个人的私利和外界的诱惑而背叛了最初的理想,对于我们的事业会造成暂时的和局部的冲击。但是放长历史的眼光,放在旅游产业发展和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中去看,这些暂时的困难和挫折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中国共产党一大13名代表,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也就只有2名同志,照样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研究院主题教育部署动员会上,我向全体党员提出了“两个决不允许,三个自觉认同”,即决不允许把博士、研究员或者其他什么身份凌驾于党员身份之上,决不允许以“工学矛盾”为借口影响主题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自觉认同不管是事业机构,还是科研机构,都是党的工作机构;自觉认同不管是研究员,还是管理员,都是党的办事员;自觉认同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都是党的战士。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员干部,也是全院同志的共同要求。

    任何事业,只要坚守理想和信念,我们的队伍就会有大浪淘沙的过程,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加入进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十年,同志们付出很多,也成长很快,未来十年,还会有更多的责任、付出、冲击、甚至是委屈在等待我们。有文化和旅游部的坚强领导,有旅游市场共同体和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广泛支持,我们的理想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我没有自己找过工作,所有的工作岗位的变动,都是组织调动的。自从离开高校到研究院的那天起,我就定下了退休时要说的话:报告党组,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现正式移交,请党和人民检阅!今天提前说出来,与同志们共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于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让我们时刻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文化和旅游研究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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