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论学术型智库的历史意识与文献建设 ——纪念建党九十七周年暨文献建设年动员讲话_中国旅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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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斌:论学术型智库的历史意识与文献建设 ——纪念建党九十七周年暨文献建设年动员讲话
    2018-7-23 9:16:16     字号:[    ]

同志们,

  从建院之初由科研部代管的资料室,到正式立项的国家旅游文献情报中心,再到今年的文献建设年,中国旅游研究院文献建设从无到有,从零散量小到初具规模,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个年头。我们花了上千万的财政经费和发展基金,投入宝贵的人力资源,奠定 了研究院和数据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基础,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力。现在是向上级领导、监督部门、干部职工和所有关心研究院建设发展的社会各界做出公开说明的时候了:国家旅游文献情报中心建设思路和建设方法是什么?功能完善程度和利用效果如果?下一步又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历史意识和学术使命感是文献建设的根本内驱力

  任何一项事业,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自己宗旨、纲领和目标。在事业和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纲领和目标会有与时俱进的表述,但是宗旨或者说初心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真的有一天改变了宗旨和初心,也就不是原来的事业和组织了。要做到前行的道路上和发展的进程中不忘初心,就需要在回望时有清晰可见的路标。这些路标可能是承载历史事件的遗址,可能是标志特定时代和特殊人物的用品,可能是会议记录、讲话稿、文件等史料,可能是当事人的回忆和口口相传,更可能是公开的出版物和有组织的收集、整理和归纳。一言以蔽之,就是文献。文献建设就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组织在回顾初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看见来时的路标和每一个负重前行的脚步。

  中国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现代文学馆,包括已经实施了三期的红色旅游工程,都清晰标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历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献出的艰辛探索、努力付出和巨大牺牲。直到今天,这些路标依然会给予我们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勇气。每次参观一大会址和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我都感慨万千:13名代表,都是那个年代的中华精英啊!28年后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而已。其余11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脱党了,甚至有的叛变了。大浪淘沙,扬清激浊,失败、战斗、再失败、再战斗,直至胜利,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正是有了这些承载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历程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文化公园,我们才能实实在在地了解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自内心地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会真正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不仅组织建设、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如此,就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同样需要历史文献的记录和可视的实物标记。气候、地理和环境学家会采集树的年轮、冰芯和纹泥沉淀物,以研究远古长尺度的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以“费马大定理”闻名于世的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尽管在几何、概率和微积分中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并且还是现代数论的奠基人,可是作为大律师和议员的他,一直都在竭力捍卫其业余数学家的地位。他以通信和手稿的方式传递他的思想和发现,终生没有发表和出版。也许他无心使自己的笔记和理论达到发表的“标准”。他的著名的折磨人的大定理,像是梦醒后的回忆那般随意写在他的一本书的页边上,死后300年还没有人解出。如果没有这些保留下来的文献,科学史和数学发展的历程可能就要重写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研院史语所的清史档案和殷墟挖掘,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没有史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能是一句空话,又哪里来的史论和史识啊!事实上,没有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人类对于自然规律和文明演化的了解就无法走到科学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和理念建设必须要有文献和数据的支撑。

  牢记使命,与时代同行,需要理论工作者对实践者和服务对象有深入了解之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在这个宏大叙事框架中,旅游发展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改革开放之初,是为了吸引外国人到访,是为了赚取外汇,支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国内旅游,是为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现在,等到国民大众成为包括出境在内的旅游消费主体的时候,发展旅游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仍然只是从经济属性上做文章吗?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有历史意识和时代使命,在文献回顾和时代研究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系统建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为此,我们在记录历史、研究时代和思考未来的同时,坚持与行政主体同行,最大限度地促进国民权利的实现,旗帜鲜明地提出“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让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地行走”。坚持与旅游市场共同体同行、服务和引领,持续发现旅游市场新潜力、不断培育旅游产业新动力。坚持为党和国家旅游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而资政建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为了完成这些使命,我们就需要了解、掌握和定义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需求,我们需要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代表性旅游人物的所思所想,需要了解全国和地方旅游工作会议、重大工程建设、重要法律和文件起草等涉旅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档案文献、灰色文献、口述历史、市场和产业数据,上述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就是勉强完成了,也不可能有质量的保障,更不可能消除学界和后人的置疑。

  回首中国旅游研究院十年走过的路,理论探索、思想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未来十年、二十年,我看还会有波折,有意想不到的艰难,甚至生死存亡的危机。为了战胜这些波折、艰难和危机,我们就需要这些路标,就需要这些苦难辉煌的记忆。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伟大时代和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很多人一边行走,一边发现,却没有时间去将这些发展精细化和形式化。或许,他们不是同行眼中的学者,但他们可能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者。文献中心就是在收集这个时代的痕迹,形成留给未来的历史。历史终将证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的探索、付出和牺牲,会成为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旅游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基础支撑。

二、专业图书馆、专题档案馆和精品博物馆是文献中心的建设目标,也是建设内容

  国家旅游文献情报中心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旅游领域的专业图书馆、专题档案馆和精品博物馆。

  专业图书馆或者说白色文献主要收集旅游活动、旅游产业和旅游学术理论、旅游教育相关的初版、古版、签名版等公开出版物,以及中外权威旅游类学术期刊。在这些文献中,需要对著作、研究报告和网络文章做重点收集。受欧美国家学术评价机制和高校职称评定机制的影响,现在的文献综述和学术评价主要还是以学术期刊的论文为主,包括下载率、引用率等指标。这么做固然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但是从总体和长期看,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就像文化艺术领域,真正能够代表国家和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是长篇小说,十年磨一剑的专著同样应当是国家和时代旅游发展理论的标志。我们要有历史自觉,为未来保存好这些文献。当然,如果能够把收集到作者的手稿,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次的签名本就更珍贵了。后人可以像地质学家研究沉积岩、考古学家研究文化层一样,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旅游发展和理论建设所走过的道路。

  档案文件或者说灰色文献主要按“一个中心、两个专题研究和三个案例库”展开。“一个中心”就是围绕当代旅游思想史这个中心, 广泛收集和整理代表人物、权威机构和典型事件的相关文献,特别是那些没有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手稿、画稿、讲稿和过程稿。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早晚有一天要走到思想史的这条道路上。而思想史的逻辑建构和体系化,固然需要官方记载的正史,也需要量多的民间史料和私人记录。对于国家旅游文献中心这个平台而言,除了大学者、大专家和大人物的言行以外,我们更需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去收集那些暂时还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去记录每一个时代普通人的“飞鸟划过天空的痕迹”。

  两个专题研究是口述历史专题研究、国别旅游与国际旅游组织专题研究。越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越是容易失忆,对于个人而言更是如此。哪怕只是过去四十年当代旅游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那么多大事件、大人物和大数据需要记载,对于吝啬而无情的历史来说,又有多少空间可以留给鲜活而生动的个体呢?可是离开了成千上万的个体视角,历史可能就不会再有让人亲而近之的温度与触感了。做口述历史,就是给普通的旅游人做“起居注”。这是件值得看重,也值得付出终生精力来做的一件事情,过去皇帝才有专人给做“起居注”呢!今天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就是要以国家的名义,为旅游人做起居注。后人研究这些史料的余暇时光,可能也会瞅一眼整理机构和整理者的名字:中国旅游研究院是有人文意识和历史底蕴的团队。千年的文字会说话,我很看重五十年、一百年后的学者和企业家是如何评价这一代旅游学人的努力的,底线是不能让人说我们不着调。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来越大”,旅游业的未来是这样,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从建院之初的那一天起,特别是2011开始筹办中国—俄罗斯旅游年,我们就坚信并践行:无论是国际旅游市场宣传推广、旅游发展战略设计,还是双多边的旅游外交,都需要我们系统设计并推进国别研究和国际旅游组织研究。为做好国际旅游学科建设和专题研究,得有相应的文献和数据支撑,包括但不限于:分国家、分地区和分国际组织的基本情况,重大历史事件和进程梳理,重要数据、法律制度、产业政策,当前组织机构、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与中国旅游交流合作的基本诉求和分阶段目标等。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也获得了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认同。希望下一步的研究能够着眼于应用,在旅游官方机构、行业协会和市场主体的信息与数据方面,能够更深入,更系统,更新频率更快些。我看了一些国际商会的办公区和旅游工作组的相关报告,他们对中国国情和旅情的了解,已经达到情报级的水平。

  三个案例库分别是国家涉旅决策案例库、地方旅游发展案例库和市场主体案例库。前两个是为旅游领域的行政主体和政治家立传,后一个是为市场主体和企业家立传。中国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国家,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讲究立功、立言、立德,讲究百年之后在列祖列宗和丹书汗青那里有个交待。如果你做的每件事,都有人给你记着,过十年、百年、千年都会有人看这些文字,并以此评价你和所在的机构,能不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吗?如果说开展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旅游目的地知名度评价、避暑旅游和冰雪旅游评价、旅游集团二十强和旅游思想者评选,是为服务和影响行政机构和市场主体当下的行为,那么文献中心所做的工作则是为了服务和影响行政机构和市场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战略走向。假以时日,这里应成为国际国内旅游学术、理论和思想界向往的圣地,就像少林寺藏经阁之于武林、天一阁之于士林、凌烟阁之于建功立业者。我们保存的文献,不仅能够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更要记载荣誉,见证旅游进化的历史,为创造创业创新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没有这个意识,文献中心就只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和资料中心罢了。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心与数据中心相辅相成、共融共生、共同发展。数据是文献的有机组成,文献则为数据保存历史镜像和样本面板。依托每个季度的旅游经济监测与预警项目、发改委立项的旅游经济实验室项目,特别是中央编办正式批复的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研究院的数据采集、数据生产和数据应用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水准。下一步的旅游统计和数据分析需要文献支撑,而文献建设也需要实验室技术进行数字化支撑,需要数据内容的有效补充。这么好的文献资源和数据资源,如果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博士后进站人员有效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很快地成长起来。将来中心建好,不仅要对研究院的干部职工开放,还要对文化和旅游部系统开放,对全国旅游学术共同体,对社会各界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三、文献中心建设要有场地空间,要有持续完善的内容,更要有愿意付出才情的专业人员

  文献中心在立项、财务和审计部门那里属于基本建设项目,而基本建设自有其采购、建设和管理的法规与政策,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文献中心这样一个面向历史,更面向未来的学术基础工程,远远不只是传统意义的建楼盖房子那么简单。从来都是庙好盖、经难找、和尚更难请啊!尽管我们是“中字头”、“国字号”的研究机构,十年生聚也算是有些名声和影响力了,但是与大学相比,我们没有发展的空间啊。就这么两层楼,还是向主管机关租来的。整个南区也就这么一个小院子,都给我们又怎么样,建个大学中等规模的图书馆都不够,况且也不可能都给我们。多次请示未果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在光华大厦租了几百米的空间,现正在有关机构和部门的协调下部署回迁的事情。相比场所空间的限制,我念兹在兹的更是如何完善建设的内容,如何招聘和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如何边建设边有效利用文献中心。

  文献中心的内容建设必须走购买、交换、收集与捐赠等多渠道并举的路子。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文献,都是需要投资的。财政拨款、发展基金可以解决一部分预算,但是与建设目标相比,这些预算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还得我们自己动手,向旅游业界广泛征集,主动收集,并动员地方、企业、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捐赠。青年时代求学,特别是硕博论文写作阶段,为了得到一些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与数据,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啊!外出讲课,不收人家的讲课费,只求填些问卷。与人合作课题,不求署名,只求能够对自己开放资料。直到现在外出调研,也是片言只纸不敢放弃,汇报材料、宣传品、发言记录、接待安排表、宴会菜单、登机牌、明信片,什么都收集,还曾经因为工作人员扔我带回来的“宝贝”而发火。没办法,就是穷怕了。现在有条件了,可不能拿着宝贝做瓦当啊,同志们。

  文献和数据本就很稀缺,灰色文献更是没有完善的交易市场,因此,来自政府、企业和学者的捐赠就更为重要。近两年,我们结合口述历史项目,先后接受了原国家旅游局宣传司副司长沈寿君先生、司长李海瑞先生、原计划统计司李承蓉女士、原人教司副司长陶汉军先生、原厦门市旅游局副局长彭一万先生、原中国旅游报社社长高瞬礼先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凌云教授等人的个人捐赠,接受了凯撒旅游集团的专题捐赠,特别是今年还接受了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同志,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杜江同志、魏洪涛同志的特别捐赠。不仅丰富了藏品种类和数据,更是为有效开拓了文献来源渠道起到了示范效应。文献中心的龙旭梅同志和唐天虹同志工作很认真,对所有捐赠文献都做登记、造册、入库和数字化保管,也为捐赠者颁发收藏和使用证书。对于文化人和学者来说,这些文献是捐赠,更是托付。我们要对人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我们正在向上级部门争取场地和空间, 如果地点不够了,会客室、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都可以拿出来存放用。在图书馆里办公,在博物馆里开会,在档案馆里研讨,想想都是一幅令人向往的学术场景呢!

  文献中心要找场地,建平台,更要培养人才。大学图书馆有场地、学术机构有积淀,作为政府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场地和硬件都有约束。每次到高校讲学,我都要去图书馆多看几眼,多呆一会儿。就像当年刘华清将军第一次登上美军航空母舰,垫脚伸头,眼巴巴地望着停在甲板上的直升飞机,那叫一个眼热心急啊!别人都是整栋楼地盖,每年数千万的经费保障和处级单位的建制。我们没这个条件啊,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要,几万几十万地抠,一个人两个人地请,还要随时接受基建、房管和用工方面的监督执纪。怎么办?只能自力更生、主动作为,积硅步以至千里。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文献保存方面,这些年我们也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用好现代科技手段,对收集来的文献进行镜像化处理和数字化保存;用好合作单位资源,对复本、备份和过刊进行实体化保存;用好自有的有限空间资源,对特色文献进行专题保存。

  文献收集来不容易,整理好、管理好和开发使用好文献更是不容易,这就需要聘请专家顾问帮助我们打好平台基础和文献框架。大家是利用文献的学者,不见得是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文献的专家,我也不是。这么大一项学术工程,没有专家指导帮助是不行的,否则会走弯路;没有专人在现场亲历亲为地工作也是不行的,否则就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两年,研究院有幸请到了龙旭梅同志和唐天虹同志,她们以高级顾问和文献专家的身份为文献中心做了大量的框架搭建、建章立制、编目归档等基础工作,让文献中心的使命和价值观有了实现的可能。

  为了解决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在研究院十三五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中,数据中心与文献中心一直都是统筹建设、协调推进。在此过程中,晓云同志、仪亮同志、琼峰同志和艳霞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既有技术和学术性质的,也有组织和平台层面的。我们要向所有为文献中心建设和发展付出努力、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下一步,院里会结合人员补充、平台建设和学科建设,调整、补充和完善文献中心的各项工作。事实上,研究院的全体干部职工都是文献中心的建设者,所有在站的博士后也要一边主动利用文献中心的资源,一边积极参与文献中心的各项建设工作。对于这么一个几十号人的科研单位来说,不可能有脱产干部,也不需要只会唱戏,不会搭台子的演员。

  口述历史项目,不能都指望着一两个人,必须要有更多专业人员参与进去,以做学问的态度加以推进,才有实现我们初定的目标。被称为“三分胡说,七分唐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这部承载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文化史的口述历史著作中,青年历史学者唐德刚的批注就占了七成。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胡适自述内容的考证或者材料的补正,二是唐德刚的感慨和评价。正是因为他在书中写了这么多的客观的考证和主观的批评,而不是传主讲什么都照单全收,这才创造了新的史学体裁——口述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作者没有历史意识,没有系统学术训练和科研经历,就无法理解传主的事业历程和时代背景,也就做不出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我们已经做的这十多份口述旅游史项目,才处于起步和实验的阶段,距离真正的口述历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有没有经费支持,我们都要坚持做下去。

  文献中心要建设好,管理好,更要利用好。我相信理工科的学者是实验室熬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家则图书馆泡出来的。旅游领域学者的工作场景不能只是在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而是在日新月异的产业实践中,也在厚重沉稳的文献数据里。一次和晓云同志讨论完文献中心的工作,我说,等研究院做大,也做厚重的那一天,我就去文献中心做个图书管理员吧。这么好的学术条件,想想都是件十分美好的事情。大家要多去文献中心,这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要像我们每天呼吸空气、享受阳光那样自然,成为学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院职工、文化和旅游的公务人员、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关注旅游发展者多来这里,利用这里越来越丰富的文献资源,传承文化,研究学术,我们的建设初心才会被历史记忆,我们的学术使命才会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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