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县域旅游扶贫的淅川样本 ——淅川旅游扶贫公益讲座_中国旅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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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县域旅游扶贫的淅川样本 ——淅川旅游扶贫公益讲座
    2017-7-25 15:10:16     字号:[    ]


尊敬的淅川县委卢捍卫书记,

各位领导,同志们:

    这次来是饮水思源的。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淅川人民为了保护青山绿水,“移民成千万、工业不得建;护得山水绿、苦了一方人”。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如何在各种自然条件和环境约束下求生存、谋发展,是摆在淅川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作为旅游人,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点开始聚焦旅游,通过发展旅游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多年以前,当旅游还只是少数人的非常态化消费时,可能真的只能“守得青山、望穿秋水”。如今,大众旅游时代已经全面到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了市场基础、产业支柱和现实可能,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在1980年《马尼拉宣言》中指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并改善其生活条件”。虽然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不曾向扶贫办和红十字会捐过钱物,但是当他们离开常居地旅行到目的地,无论是观光、住宿、购物,还是汽车加油、打电话,就是在消费,就是拉动经济,带动就业,就是在确确实实为提高贫困地区百姓生活水平做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与扶贫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握规律,顺势而为,把旅游扶贫上升到战略高度,就能为包括淅川在内的非中心城市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子来。


一、旅游消除贫困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共识。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兴起,旅游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视为挣取外汇和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旅游在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和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提出了PPT(Pro-Poor Tourism)的概念,将发展旅游与消除贫困直接相连。2000年,189个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了包括2015年之前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在内的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计划正是实现千年目标的重要计划之一。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强调消除贫困在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倡导有助于消除贫困的旅游。前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说:“世界最贫穷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旅游业已成为它们最大的出口创汇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够像旅游业那样迅速将就业机会和财富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

    发展旅游,能给欠发达地区直接带来大量的旅游客流,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可观的资金流和信息流,让当地百姓增收、产业升级。根据WTTC的测算,旅游业对全球GDP的综合贡献占全球GDP总量的10%,创造就业占全球就业总量的9.5%。2016年我国旅游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的综合贡献分别达到11.01%、10.26%,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产值和就业就发生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能够极大地推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是一个平台产业,“兴一业、旺百业”,交通、水、电、通讯、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都会因为旅游发展而被带动起来。发达地区游客到落后地区,以旅游的名义寻找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环境。虽然环境不同,但是基于基础设施的生活水平不能因此而降低。如果洗澡没有热水,看电视不清晰,出门打不到车,打电话信号不通,再美丽的风景游客恐怕也要“用脚投票”了。

    发展旅游可以让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素质可以得到快速的提升。旅游是一种移动的文化碰撞,碰撞的结果往往是欠发达更多地向发达靠拢,本地居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思想变得更加开放和饱满。特别对于那些离开学校的当地成人,因为旅游而重新获得了原本已经失去的再教育机会,这样的福祉是政府投入多少钱都换不来的。阳朔的“月亮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由于和外来游客的频繁接触学会了11种外语的日常对话,从而打开看世界的另一扇窗子。每个人的素质哪怕提高一点点,整个地区的发展素质就能上一个在台阶。素质提升后,居民的本土意识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增强,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承。挖掘和开发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旅游资源,有助于强化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肯定和认同,尤其是一些已经或濒临消逝的习俗,在旅游带来的商业滋养下呈现出新的价值和活力。婺源的晒秋、布依族的八音坐唱、丽江的纳西古乐、侗族的大歌等众多特色文化,如果不是因为旅游带来的市场需求,恐怕迟早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根据我国在2015年制定的年人均纯收入2855元的最新贫困标准,我国尚有5575万农村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些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中西部地区能否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通过跨越式发展摆脱贫困,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虽然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但旅游资源却十分丰富。据统计,我国70%的优质旅游资源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等贫困地区;在全国83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中,有近300个县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县,经济发展落后却生态环境良好;在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中,至少有50%的村子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本底资源和基本条件。带动居民脱贫致富应当,也可以成为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核心目标。

    事实上,旅游扶贫已经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并在推动中西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旅游扶贫计划,并写入了《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2009年,国务院4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2011年底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确定了贫困地区 “培植壮大特色支柱产业,大力推进旅游扶贫”的战略任务。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就业、增收入,推动中西部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意义重大,对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国家战略的强力支撑下,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获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广西巴马,作为革命老区和典型的大石山区,当地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近年通过发展旅游,当地走出了一条长久扶贫、造血扶贫之路。全县接待游客数量从2007年的26.2万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434.67万人次,增长了16.6倍;旅游总收入从2007年的1.39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7亿元,增长了26.6倍,创造了广西旅游发展史上的“巴马现象”。如今,旅游业已成为巴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和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引擎。

    从消费需求和旅游市场来看,2016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超过44.4亿人次,加上出境旅游的1.22亿人次,国民人均出游率超过3次。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休假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带薪休假的逐步实施,旅游正在从昔日少数人专享的奢侈品变身为广大百姓日常消费的必需品,旅游流也持续从一、二线目的地向三、四线目的地梯度扩散,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散客化时代的到来有效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涵和外延,游客除了看山看水看文物以外,更愿意自由地融入目的地的居民休闲和公共生活空间。像淅川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在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私家车辆数量的增长背景下,逐渐拉近了市场的距离,一些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旅游资源正在逐渐被发现和开发,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的现实性与日俱增。

    把旅游精准扶贫和乡村旅游发展有机结合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梁家河、浙江舟山、贵州遵义、吉林延边等调研时,多次对乡村旅游和扶贫开发做出重要指示,他说:“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发展生态旅游经济、建设美丽乡村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要把扶贫开发与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2010年至2014年,全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10%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旅游脱贫人口达1000万以上。新时期旅游发展“515战略”实施两年多来,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估计有超过500万的贫困人口在乡村旅游带动下实现脱贫,并形成了景区带村、能人带户、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政府+企业+农户(PPP)等精准扶贫模式。此次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与淅川县签订的旅游扶贫规划项目选定的三个村,都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磨沟村是典型的景区带动型;横沟村是在县城从事婚纱摄影的赵老板,回乡发展旅游业,是驻村艺术家和能人带动的典型模式;瓦房村,在交通区位改善之后,将有可能成为政府+企业+农户(PPP)的典型发展模式。在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除了在红色旅游、培育跨区域特色旅游功能区多处强调旅游扶贫工作之外,还专门辟出一节部署“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提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环境整治和通村旅游公路建设、旅游扶贫规划公益、旅游扶贫电商、万企万村帮扶、旅游扶贫观测点计划、金融支持旅游扶贫、旅游扶贫带头人培训、发展森林人家和森林小镇等具体任务加以落实。


二、淅川应当也可以成为旅游扶贫的典范

    淅川坐落在南阳盆地,处于豫鄂陕三省交汇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却屡屡错过国家战略的关注。包括近年来的中原经济区、武汉都市圈,都没有将南阳涵盖其中。在全国高铁网络日趋完善的当下,南阳的高铁时代还没到来。正是由于盆地的独特地理环境和相对偏远的区位条件,孕育了南阳自成一体的地域文化,保存了山水、民俗和历史交相辉映的独特风景。封闭孕育了独特,封闭也隔离了市场。南阳13个县级行政单元中,共有6个国家级贫困县,淅川位列其中。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处理好眼前的风景和远方的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在封闭区位中寻求市场突破,已经成为摆在淅川面前的现实课题。淅川的旅游扶贫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如果成功了,将开创一个偏远县域通过旅游发展脱贫致富的新模式。

    县域旅游不仅承担着区域旅游发展“基本细胞”的职能,也是区域旅游发展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在我国339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有133座是县级城市,约占全国总数的39.2%。县域旅游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年来,从“栾川模式”、“婺源之路”、“岚皋特色”到“泰宁路径”、“常熟样板”和“遂昌模式”,涌现出了一批善于抓旅游创新的县委书记、县长,树立了县域旅游发展的先进典型。“栾川模式”、“婺源之路”揭开了我国县域旅游发展创新的大幕,使当地由国家级贫困县或偏僻山区迅速发展为全国旅游强县或全国知名旅游胜地,深入推进了县域旅游发展创新的进程。随后,岚皋推出了旅游产业“十个围绕”工作模式、泰宁走出了一条展示现代绿色旅游的发展之路,嵩县提出了“5A嵩县”的发展战略,并通过产业集聚区打造、产业融合、推进政企分开等措施,推动县域旅游发展创新,这些改革与创新引领各地走上了适合自身实际的科学发展之路。2012年底,国家旅游局批复同意丹阳市建设国家旅游产业创新发展实验市,“以县(市)域为载体进行旅游综合改革与试验”,表明我国县域旅游产业创新发展试验工作已纳入国家旅游发展战略体系。目前在全国500多个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中,县级行政区占了80%以上。可以说,创新在我国县域旅游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过,并将一直是县域旅游永葆活力的源泉。

    淅川旅游发展起步较晚,但增长势头较好,发展空间巨大。我看了一下统计数据,淅川旅游接待人数2010年是260万人次,2014年增长到520万人次;旅游收入2010年是13.1亿元,2014年增长到24.6亿元。五年的时间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一速度和全国平均水平差不多,但和淅川通过旅游发展快速脱贫的诉求还有差距。

    淅川县的旅游资源可归纳为三大名片:水、生态和文化。淅川拥有最纯净的“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水是淅川旅游的最大亮点。南水北调中线竣工后,丹江湖的总面积达1050平方公里,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是名副其实的内陆黄金海,被誉为中国的“阿斯旺水坝”。良好的生态是淅川人民近年来坚持不懈守护来的宝贵财富。环丹江湖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珍稀物种繁多,具有较高的科考价值。渠首水源地作为一级水源地,在生态保育上严格按照国家水源地保护条例,既促成了淅川的良好生态,也是淅川良好生态最好的宣传。淅川是楚始都丹阳所在地,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文化资源丰富。千年古刹香严寺,与少林寺、白马寺、相国寺并称中原四大古寺。荆紫关是中国北方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街、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首批特色旅游景观名镇。 “大爱报国、忠诚奉献”的淅川移民精神,是淅川人民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作为南水北调渠首,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赋予淅川文化新的内涵,是淅川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名片。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旅游吸引物,适合休闲度假的环境资源,加上县委、县政府发展旅游的决心和科学部署,淅川完全有条件在旅游产业发展上实现后发赶超,成为全国县域旅游扶贫的新典范。


三、全域旅游和主客共享是淅川旅游发展的基本方向

    全域旅游和主客共享是大众旅游时代目的地开发的两大主导理论,两者相辅相成。三十多年前我们为了接待入境游客,成立专门的旅行社,建设专门的涉外饭店。这种把旅游者作为特殊的群体,通过特定的场所设施和服务满足其特色需求的旅游发展思路影响了我们很多年。每年数以亿计的游客出于逃避、向往、从众等动机而离开惯常的生活环境,经由飞机、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也包括以步行的方式到达目的地,在旅行社的安排下,由举着标志性小旗帜的导游领着,从住宿的酒店里出来,坐着大型的巴士车去景区景点观光、去特定的餐馆集体就餐、在特定的商店购物,然后返回他们惯常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一部分被定义为游客的人群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剥离了出来,他们在旅行社的帮助下,沿着固定的线路,凝视着当地人司空见惯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产,好奇地打量着本地人的生活方式。除了导游和酒店员工,他们几乎不与当地人接触,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在任何场所把游客与当地居民区分开来。有时候去到三亚、厦门和北海一些地方,我常常会一个人打车出去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每每和司机聊起当地发生过的宰客事件,从他们的言语和表情中我读到的,往往是对外地人被宰的理所当然和事不关己。并不是这些司机冷漠无情,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几乎全部信息让我们形成一种看似真切的幻象,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旅游世界,本地人和外来游客除了有一点经济利益的交集,就只能互为观众,甚至相互防备、相互指责。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让旅游从一个封闭的世界走向了开放的体系,不仅行政区域为旅游目的地所代替,旅游产业的传统边界也逐渐消解了。自1999年第一个国庆“黄金周”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运行开始步入大众旅游和国民休闲的新阶段。从消费主体来看,旅游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选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 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48.8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43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1.27亿人次。由于国内旅游没有签证、币种、语言等方面的障碍,特别是年轻一代旅游消费观念的变迁,游客广泛介入了目的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体验并分享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现象更多与旅游组织方式的散客化有关,目前,旅行社接待的游客不到国内旅游市场份额的4%,且呈下降趋势。散客化和自由行让旅游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景区,城市和乡村所有的公共空间都开始最大限度地为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所共享。事实证明,从来没有独立的旅游世界,外来游客的短居生活与本地居民的长居生活不是两个平行世界,而是日常生活在不同时空的表现,两者本同末异,相互交织。

    2010以来,我和我的同事持续跟踪研究游客体验质量评价。来自一线的数据、统计和专题研究表明,构成一个地方旅游核心竞争力并能够持续提升其发展质量的往往是那些传统的景区、酒店、旅行社之外的东西,特别是面向居民生活和休闲需要的商业服务体系和公共治理能力。从这个意义来讲,淅川想要将旅游培育为产业扶贫的优先领域,全域旅游是需要优先凝聚的发展共识。我们现在很多县域经济发展旅游,往往走过去传统的观光团队的发展道路,景区景点、旅行社、酒店、大项目驱动,这些东西要找不到或者短期内建不起来,就没有信心了。今天旅游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靠资源,而主要是市场驱动的,老百姓有这个需求啊。如果我们不能从理念上认识到大众旅游和全民共享共同驱动的这么一个新阶段,可能就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要明确旅游是一个综合产业要综合抓的产业。传统的团队包价旅游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旅游局就可以抓,抓旅行社、抓导游就差不多够了。但是96%的散客进来以后,怎么办?游客被宰了,是旅游局的事还是交通局的事呢?这些年的天价鱼、天价虾等事件,从现实的监管角度来说,不是团队游客,也不在景区发生,旅游局管不着。海鲜有明码标价也不违反价格法,不是物价局疏漏;餐厅通过了年检,工商局也已尽职尽责;没发生打架斗殴,不是社会治安问题,公安局当然无权干涉。最后闹到市委书记出来道歉。这怎么行!现实已经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就是传统的旅游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大众旅游新阶段的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的现实要求,当旅游者散落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旅游就成为了一个城市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综合性工作,以前的单一部门抓的方式就应对不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旅游局就可以坐享甚了,你最了解需求了解市场,而且是牵头单位。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牵头的单位,有个综合协调的问题。我们要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区分专业和综合之间的关系,提高旅游局的“格”是重要手段,但单纯的靠提高旅游局的“格”是远远不够的。

    多少年来,县域旅游发展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恐怕就是过度的“精英情结”和“政绩导向”,脱离本地资源和客源市场实际,盲目追高、求大。一些县域单元为了达到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大发展的目的,往往置自身的旅游资源条件与市场需求于不顾,简单地根据主观印象动辄提出“中国第一”、“国际知名”的口号。我个人不太主张这种做法,容易让别人觉得浮夸。淅川作为偏远的贫困小县,既没有背靠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市场,也没有像九寨沟那样的大资源,更难在短期内获得万达、中信、长隆、迪斯尼、携程等大资本的青睐,旅游竞赛的路肯定走不通。适合淅川的,恐怕是经营相对小尺度的“微”旅游,向游客宣传一个真实的、有文化品位的淅川。如何建构形象“以我为主”到“以客为主”,自然资源也好,文化历史也好,要让广大游客看得见感受的到。例如,这个地方是古丹阳楚文化400多年建都,那么多王公贵族、芈月传热播,如何用好?比如由宣传部牵头做一个微信公众号,每天发一些有温度的故事和图片,让游客产业不得不来淅川旅游的想像与动机。我不主张什么都等“国家级”说事儿,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像中国各地这样热衷于拿国家级名片来进行宣传的,黄石公园世人皆知并不是因为它是世界遗产,法国也没有给埃菲尔铁塔颁发一个5A级景区的牌子。我觉得淅川这个形象上还没有完全的物化,还远未到传递价值和服务的地步,还要进一步提炼和塑造,“美在丹江、爱在淅川”、“南水北调、渠首淅川”、“饮水思源、感悟淅川”,这都是为了宣传淅川好心提的,但是就像一个人一样,地方形象也是不断变化的,今天穿个西服,明天换个藏袍,再换个运动服,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我希望我们的旅游部门和宣传部门能够好好地研究一下,怎么宣传一个真实的淅川,其实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淅川旅游形象的确立和宣传推广的过程。这是旅游发展的需要,也是宣传淅川地方形象建构必须要做的功课。

    淅川旅游需要明确战略定位和工作抓手。我们了解到目前正在整合以丹江大观苑为首的几个景区,打包创建5A。据区域所同志前期的调研,计划打包创建5A的几个景区,这很好,很务实。创建5A与全域旅游示范区同步进行。就目前全域旅游发展的趋势和淅川县的发展现实,进行全域旅游示范创建的可能性更大。5A级景区是在游客群体中认知最好的旅游形象,也需要高度重视,就目前的景区发展现状,香严寺与坐禅谷的景区组合,和大观苑渠首旅游区一样,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规模体量,都具备创建国家级旅游景区的资源基础和市场条件。至于战略定位要基于客源市场的宏观把握。百度指数的数据显示,目前搜索淅川的来源主要是南阳、郑州、北京、上海、信阳等城市。虽然有“南水北调渠首在淅川”的资源稀缺性,对环渤海、长三角等高客源产出区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现有的外部交通通达性暂不足以支撑更为宏观的战略定位,现实可行的,还是“深耕周边、梯度外拓”。

    知易行难,淅川区位相对封闭、外部通达性不高、经济基础不强都直接影响其旅游开发规模和投资能力,旅游资金投入方式更多依赖于现有旅游项目自身的收益滚动发展,既有的旅游资源和景区往往处于“开”而不“发”、“启”而不“动”的状况;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种旅游产业要素难以配套和协调,旅游发展陷入资金少—产品少—游客少—收入少—资金少的“低水平循环陷阱”当中。突破这个陷阱,除了要自己练好内功,更要借助外力特别是政策支撑,快速完善旅游要素体系并使之与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相对接。国家旅游局牵头进行的针对贫困户“改厨、改厕、改客房、整理院落”的“三改一整”工程、万企万村帮扶行动、旅游扶贫带头人培训行动等,这些都可以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相关的扶贫政策和资金还有很多,只是更多时候它们并不是直接的“救命良药”,而是能起到催化作用的“药引子”。淅川要善于利用这些“药引子”,加快补强包括旅游交通服务体系、旅游集散中心、自驾游服务体系、旅游咨询中心、餐饮和住宿体系等在内的旅游要素短板,增强旅游发展的产业支撑力。

    在旅游扶贫当中,旅游是手段,扶贫才是最终目的,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一些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初期,贫困人口还可以从事摆摊设点出售土特产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工作,但随着当地旅游产业化程度加深、旅游风景区的规范管理,这样的机会逐渐丧失。即使在被旅游发展所吸纳的少数就业者中,大多也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低收入、临时性的工作,随时处于被解雇的边缘。有多少海南岛的原居民因为发展旅游住的离海越来越远,社会层级越来越向下沉淀。又有多少古镇居民因为发展旅游被排挤出原有的生存空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居民与开发者的矛盾不断被激化,江湾村民堵路、龙胜的百姓破坏梯田、铜锣寨的村民封堵景区大门,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百姓没能分享旅游发展的成果。淅川旅游要引以为戒,要把提升旅游开发的居民参与能力视为旅游扶贫工作的重点,通过成果共享真正将政府意志转化为居民的自觉行动。湖北省洪湖市瞿家湾镇的旅游扶贫是个很好的例子,当地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使得当地的渔民全部成了旅游公司的职员,全镇人均纯收入一下子得到了很大提升。而瞿家湾镇也从原来湖北省的6个贫困乡镇之一成为全省的“旅游明星乡镇”。当然,老百姓在发展旅游之初往往是风险规避型的,只有观望到有利可图了才敢付诸行动,所以政府除了做动员、搞培训等工作外,更应扶持样本形成利益参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调动城乡居民发展旅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虽然存在诸多制约和限制因素,但我们已明显感受到淅川全县上下已经积极作为,厚积薄发指日可待。今天,我将和卢捍卫书记共同为中国旅游研究院淅川乡村旅游观测站揭牌,同时,与县政府签署《乡村旅游扶贫与模式推广规划》合作协议。对淅川旅游发展,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将进一步联合众多的分院、基地、观测站和战略合作单位,合力宣传淅川、推广淅川投资淅川,投智淅川,为把淅川建设成为我国县域旅游扶贫的样本共同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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