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人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_中国旅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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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斌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人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7-24 9:44:08     字号:[    ]

    2010年7月23日戴斌院长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人才建设工作会议上做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当代旅游学者的素质养成与能力提升

同志们:
    值此主题党日活动之际,我们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湖南韶山召开研究院的半年总结会,也借此机会庆祝研究院建院两周年。继2009年党日我们共同探讨了如何以服务产业、报效国家来推进研究院的学科建设,首批研究基地授牌暨工作研讨会上我们又探讨了如何以组织创新来推动旅游科学与产业实践的互动成长。无论关于学科建设还是组织创新,我都反复强调了一个内容,那就是人才培养。特别是对于研究院这样一个机构而言,组织内和系统内人员的思想和修养、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政府智库地位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甚至决定了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下面我想就人才培养和青年旅游学者的个人成长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人才培养在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对于我们这样的机构而言,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就两层楼和一些桌椅板凳什么的。是啊,两层楼还是租来的,每年还要交80多万的租金。也不像一号楼那样不管怎么样也有一些行政权力。我们靠什么生存和发展呢?靠得是我们的思想和科研成果。而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科研又是靠什么去产生呢?答案只有一个,高素质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院就是智力密集型的机构,就是聚集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平台,聚集人才和培养人才是研究院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标之所在。有人问我,研究院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出内参,写报告,做横向项目的?我说不是,这些只是围绕人才建设和培养目标所开展起来的日常工作。研究院各所都在通过任务来培养人。还有人问我,研究院建院两年,你觉得最得意的是什么?是不是国家旅游局党组和各级各地党委和政府的认可?是不是来自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认可与称誉?我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学术声誉和产业影响力固然是我们所看重的,但是它们只是我们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在向着目标的进程中收获的必然结果。由是观之,人才培养就是学科建设体系的载体和平台,也是研究院各项工作的中心和重点。
    从旅游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角度而言,科技、教育和人才是支撑,作为国字头研究机构的研究院要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在研究院这样一所知识和人才密集的机构里,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要既能够为国家旅游产业发展贡献理论智慧,又能够投身到旅游产业实践中充分践行理论,还可以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带动更多的人才成长,像种子一样撒向大地,使研究院成为促进旅游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理论导航站和人才孵化器。
    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研究院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任务
    从筹建之初到现在,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可以说走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这条路简单地说就是一条“从零开始,边打边建,自我培养”的路子,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从旅游高校和科研机构挖过一名成名的大家和学科带头人。基本上是应届毕业和刚毕业不久的博士,有些同志还不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也没有在政府智库工作的经历,更没有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影响力。就是这么一支年轻的队伍,硬是支撑起了“政府智库”的雏形!现在回顾起来,确实不容易啊。
    不足与危机意识。表面上看,是我们的学术声誉和产业影响力距离局党组和业界的要求还远远不够。其实这只是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阶段性现象,对于一家只有两年发展历程的机构而言,队伍年轻一些,感觉青涩一些,都是正常的现象。我所担心的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是我们这支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出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到底能不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长期坚守?到底是不是发自同心地认同研究院的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为此而尽忠竭智?会不会有动摇,甚至放弃?希望同志们都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让我经常睡不着觉的大问题。一个人也好,一家机构也好,不怕一时没有声誉,甚至不怕阶段性的发展低潮,怕只怕失去方向感,失去信心。古往今来,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多次步入低谷,甚至皇帝都被人家俘虏走了,国号也变了。可是最后呢?还不是延续下来了,复兴起来了。靠的是什么,是文脉,是士子所承载并延续的文脉。研究院的文化底蕴有没有呢?不能是说没有,但还在成形之中,还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还是黎明前刚刚升起的朝日,还很不稳定。如果说在我的心目中,研究院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我的答案不是资金,不是声誉,甚至也不是人才,而是塑造人和培养人的文化底蕴。文化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它就在那儿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点点滴滴地起着大作用。没有稳定的学术文化,民国时期创办的中研院史语所就不可能在创始人傅斯年逝世多年以后,世事风云变幻,至今还令人肃然起敬。学术文化是学人培养的根基之所在,我们要做的百年、千年的事业,没有根基怎么能行呢?
    目标:战略或者是长期的目标是国际化的高层次旅游人才的聚集地,是旅游学术界的韶山、井冈山、延安,是旅游学人发自内心向往的地方。人才还是要流动的。“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湖”,人才都是国家的,往更大了说,也是世界的。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研究院越来越人丁兴旺,这固然是好事。好比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大家聚到一起义气相投,诗意人生。将来会不会散啊?我看一定会的。聚散乃人之常态。不是要赶大家走,我也舍不得。只是有一天翅膀硬了,总要飞的。散到大江大河里去,把研究院的思想带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再用思想培养更多的后来者,该是多么令人欣慰的景象。有聚有散,“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就是我对研究院人才建设的长期希望,也是发自内心的期待。
    当然,从当前来看,我们还是要以聚为主,以培养和提升现有人才为主。今后两三年还会再进一些博士,但是重在提升现有的人力资源队伍,要把存量优化。把院本部的核心专业人员培养成为“党组放心、学界认同、业界认可,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素质研究队伍,并以此带动外设研究机构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专业人才成长,这是我们的阶段性目标。
    任务:到第二个建设周期,研究院要逐渐形成一支相互支撑、相互配合的学术团队(4个内设研究所、若干分院和外设研究基地)、前有标杆、后有承继的三级学术梯队(50岁、40岁、30岁)、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领军人物。还有大师,培养旅游领域的学术大师一直是我的梦想。这里所说的大师,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哪怕再权威的组织授予你的,而是人们发自内心认同的,是百年之后还要为后来者追忆的历史光辉。当你变成历史的碎片时,后人看到你的名字仍觉得温暖,那就是大师。各位能否成为大师,现在还看不清楚,总要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不了,做些探索,做个铺路石也好,但开风气不为师嘛。
    三、当代旅游学者的素质养成与能力提升
    当代青年旅游学者首先要对时代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和组织赋予成长的平台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要以长远眼光来审视个人的成长。在做学问过程中,既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又要传承和发扬当代科学精神,赋予学术研究以民族意识的思想高度。这是基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一种价值观,是一种自觉融入国家战略体系的使命感。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国家旅游产业发展对旅游学术、对中国当代旅游学人寄予的期望和期待,并主动承担这份责任,这是实现这一代旅游学术发展目标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源泉。
    孔子说“文胜于质则史,质胜于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人的社会属性盖过自然属性,做事就会变得缩手缩脚,相反自然属性超过了社会属性,人也会变得胆大粗犷。人的成长过程都在寻求两种属性的平衡。从遗传规律来看,每个人都会有先天的能力所长,然而在学术成长过程中,总体而言,应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养成。
    我想要强调的修养包含三个方面,政治修养、学术修养和人文修养。在中国,政治修养就是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有了政治修养,成长才会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才不会空虚,不会自怨自艾,自满自得。学术修养,是指掌握从旅游学科的核心理论到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要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这个过程需要反复。有了学术修养,工作才不会单调乏味,创新和发展才成为可能。人文修养必须通过掌握和充实文学、历史知识来获得。文字感很重要,文字感的培养与形成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就是要多读多写。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仅要读专业领域的书籍,还要多涉及一些科学、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如霍金《时间简史》,路遥《平凡的世界》,总之要利用一切机会开拓自己的视野,以更广的思维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在国际交流过程中,积极主动、不卑不亢是基本的态度,中国当代旅游学人既不能搞闭关锁国、封闭式研究,也不需要跟在别人身后人云亦云。我们要培育国际旅游学术研究的中国学派,要以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发出中国旅游学术的声音。
    当代旅游学人,尤其作为政府智库成员的在座各位,不仅要有学术能力,既能够做基础研究,也能够应对战略研究和应急研究。为各级政府进行旅游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基础和核心,还要坚持不断出新的学术成果,保持在学术界的话语权,这是学者的基本成长点。另外,还要有带领团队、凝聚人心的领导能力。对于一个科研机构而言,项目研究不同于个人的学术研究,一个项目研究下来,往往涉及团队合作、统筹协调等各方面问题。这与导师带队伍,研究生跟着导师做项目不是一个概念。因此,不论各所负责人还是作为课题组组长的研究人员,都需要具备必要的学术能力和一定的领导能力。
    做学术研究首先要熟悉一个学科最基本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要熟练使用一两个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最笨的往往也是最有效的。喜峰口的大刀队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就是这个原因。在掌握先进的技术或方法之前,在熟练使用、牢固掌握的基本方法应用过程中,也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要下些笨功夫。小时候割稻子,母亲讲“眼是笨蛋、手是好汉”。也就是说,不能光说不练、不能只打虚招不做实事。现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越来越少了,事实上,耕耘的过程才是最大的收获。胡适先生最喜欢题写的句子是“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我是很认同的。怎样发自内心地在实际行动上向广大劳动人民、向旅游战线第一线的同志学习那种踏踏实实的精神呢?首先,要有韧性、有使命感。做学问是一门苦差事,要有使命感和理性的认同,才能够坚守住。鲁迅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我经常在旅行时从飞机往下看,看到祖国的山川秀丽、幅员辽阔,总有想要流泪的冲动,一定要用自己的微薄的才情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啊!这种使命感可以用传统意义上的担当二字来代替,担当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养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把治学精神与国家发展、民族繁荣、旅游产业发展和大众旅游福祉统一起来,这个时代要求和期待当代旅游学人担当的,就慢慢地被我们肩负起来了。最近在看一本书,傅国涌先生写的《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封面题记是“他们为当代注入灵魂”,推荐同志们找来看一看。
    做学问要有净、静二气,不能求快,要沉得住气。一个人的成长可以定方向,不能定目标,更不能定具体指标。做学问要享受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或功成名就或立功立言,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过程产生的伴生物,而不是终极目标。要想成就大的理想,人就不能跟着目标跑。踏踏实实地把马步扎稳,把每一步的功夫练好,自然而然就成功了。你们看金庸先生写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笨笨的郭靖,心里很干净,从不投机取巧。降龙十八掌顺理成章地就打出来了。
    做学问要往上看,不能满足于在小刊小报上发点文章,拿点稿费。既然选择做学术研究,就要往高处发展,与学界大家在核心知名大刊大报上进行学术争鸣,即使屡败也要屡战。这就如同下棋,如果总是跟高手下棋,即使输也会看到自己的进步。总之要与境界高、能力强的人交往。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很有道理的啊。
    做学问还要有一颗宽容心。大家去读一读房龙的《论宽容》,宽容不是无条件的妥协,是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朋而不党。与经济、管理等基础学科相比较,旅游学界现在更是百家争鸣、各执一词的局面。这是学科成长到这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不用急着搞大一统。这就需要我们在做学术研究时不怕商榷、不怕别人提意见。你提一个思路,别人就不能提了?艾思特定义旅游,别人就不能重新界定了?一个学术观点科学与否,是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普遍的认同度,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而不是依据提出时间的先后。
    对业界,不要认为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书本不一致就觉得不科学。业界是在市场上寻生存、求发展的,他们的思维必定是紧随着现实的变化做出调整,对现实的反应相对滞后的学者绝对不能用固定的理论去套千变万化的实践。要与业界多交流,去发现他们所关注、所运用的方法与理论模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深究下来,我们会发现可能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现有的学术范式解释清楚。现实自有现实的考虑啊。
    对政府,要允许政策制定有滞后性。学术研究不要因为得到政府的认可便沾沾自喜,老跟别人说某某观点是我先提的,某某政策是我设计的,更不能一时得不到认同便骂官员不识货。学术观点是在相对模式化的框架下提取出的假设。毕竟大家话语体系不同,行为规则不同。我想,旅游学界的宽容在总体的价值观上是学习凯恩斯,在日常行为中是追寻G·S·贝克尔。凯恩斯说统治这个世界的不是人,而是人类的思想;贝克尔说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园丁,看到的是思想的花。
    射雕英雄传里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一个人的影响不在于武功多高,而在于为谁做事?即使最小的事,只要为人民,历史都会记住。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可能有些话说得早了点。你们现在还不是学霸,但将来会不会是?古人做学问先是格物致知,然后是诚意正心,然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的基础还没打牢,拿什么报国家? 有人说,年轻的时候都矫情,年纪大了才变得更坚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说这纯属狡辩,给自己的懒惰和不思进取找借口呢。就个人自然的成长而言,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有理想和信仰,并且要自觉承担的组织而言,我们的词典中是没有矫情这两个字的。
    四、牢固构建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体系
    长期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最早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当然还有天文学、数字方面的辉煌成就的中国,到了明代中叶之后,反而被后来者――西方国家超越了呢?这个问题被称为科学史上的“李约瑟之迷”。在来自多个学科的答案中,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他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体制确立之前,一个国家顶尖科学家和科学发现的数量是该国人口基数的随机函数。与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相比来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有人口8100万,中国当时处于宋元时期人口约1亿左右;经历了18世纪工业革命,欧洲人口在1900年达到了4.15亿,这时中国也有4万万同胞。作为一个单体国家,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居于世界前列,所以我们依靠大基数人口的优秀人才的概率就足以领先了。但是工业革命以后,甚至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不再只是依靠个人的自然禀赋,而是依靠大学、研究所、实验室、靠假设-验证,靠模型和数据出来的,也就是靠一整套稳定的制度安排“生产”出来的。
    说到这个李约瑟之迷,我还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向温总理提出了将来也会载入史册的“钱学森之问”:中国这么多的大学,国家花了那么多的资源,为什么培养不了国际一流的学者呢?作为在高校工作了二十年的,做过教员,也做过大学领导者的自己,面对这一问题,我觉得很汗颜啊!研究院不是高校,可以说是高校所培养人才的使用者。但是我们要实现建院目标,实现“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学科建设目标,就必须直面并勇于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任务。靠什么来培养人才,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就是靠制度。
    首先,要有一套理想兼容现实的选人用人的制度。在这个方面,我们既要坚持理想与原则,又不能脱离研究院的院情。院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高等院校,与政府机关相比,我们在吸引高层次人才的现实待遇方面还有差距有与不足。说实在话,同志们到研究院来,我给不了你们福利分房,薪酬待遇也比不了市场上的旅游规划公司,甚至短期内也给不了你们应有学术休假。当然大家也可以说是了理想而来的。这当然好,也是我所希望的。可是,我们必须承认,组织走上正轨以后,不可能都是依靠理想,必要的物质待遇还是需要的。这就给我们在选人用人提了个醒:不能求全责备。每个领导者都希望职工有雷锋一样的思想境界,有袁隆平一样的才华,最好还能刘翔那样善跑,可能吗?在发展初期,在选人用人上,我看思想认同是第一位的。当然喽,你博士都毕业了,才能也差不到哪里用。我们做院、所领导的,尤其要注意量人适用的原则。比如在学术带头人的选拔上,在行政负责人的任命上,能不能在党的干部和人才政策,在主管机构的用人程序的大前提下,做一些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的创新啊?行政、科研部门的负责人,还有高级职称的同志们,都要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其次,要形成以激励为导向的、多元化取向的青年人才培养体制。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机构,年轻不完全是劣势。年轻意味着我们没有历史的包袱,不会患得患失,“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案”。对于年轻人,没经验不要紧,谁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经验的。无非让他们多做些事情嘛,做着做着经验就出来了。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敢于给年轻人压担子。现在一些地方找来的项目,甚至是像旅游经济预警、全国游客满意度这样的大项目,还有旅游立法这样的跨学科项目,不都是年轻同志在承担吗?将来也不要都是你们各研究所的负责人去当课题组长,其他的同志也是可以当的。一些地方和行业会议的主题演讲,甚至是国际会议的演讲,还有一些媒体采访的机会,也要多让年轻人去承担。不要总是想着什么事都由院领导牵头,都让院领导出面。院领导是领导一个机构的,不是带着一群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导师。再说了,什么事都让院领导做,你们不怕我们累坏了啊。不要怕失误,我们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不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多摔几个跟头,想要成长,我看没有那么容易。就算是有失误了,甚至给研究院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我和培华同志还可以去做一些补救的工作。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在具体的用人过程中,我们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还是要遵守的。这些制度也好,规章也罢,都是由人来执行的,执行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很重要。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比如对职工,特别是对于研究人员的年度考评,怎么考,怎么评,都不是简单的事情。还有职称评定,现在我们没有控制指标,基本上是条件够了就上,将来要竞争,要有淘汰者,怎么办啊?无论是学衔,还是行政职位,都是极其有限的。将来这些位置都满足,又该如何激励,如何培养他们呢?对于一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队伍来说,领导艺术很多时候要比领导科学更重要。总之,就是要想法设法建立一套以激励为导向,有利年轻快速成长的制度。
    第三,将来还要探索人才流动制度,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筹建时,中编办就批复了我们35名事业单位的编制。其中行政人员占了8名,研究人员27名,也许将来还会增加。编制存量是有限的,而我们事业发展的空间则是无限的。现在同志们都还年轻,朝气蓬勃,一心只想着往前奔,彼此之前也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利益冲撞。可是随着研究院事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座的同志可能都会慢慢地成为创业元老。到时会不会成为阻碍年轻人成人,影响研究院战略发展的影响因素呢?我想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要轻易地说自己不会成为这样的因素,毛主席曾经对开国将帅们说过这样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真到那个时候,可能我的工作也不好做了。不仅仅有你们的因素,也有我自己的因素,人都是有感情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所以趁着现在话还好说得开,我想就此多说几句,也好行政人事部门做制度。真到了专业技术职务名额不够用的那一天,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资格归资格,聘任归聘任,也就是说定期考核与重新聘任上岗。像中科院、社科院的老机构,都有这样的问题,占着位置的人不退休,年轻人再有才能也上不来。有的人为此等白了头,有的人等不及就走了。研究院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说你现在是研究员、副研究员就永远是研究员或者副研究员了。比你有才华的人进来了,起来了,你就得让位。当然,组织上会给老同志,会给为研究院做出过贡献的同志以必要的关照,但是关照是在不影响事业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说,在人才培养方面,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是国有事业单位就缩手缩脚了。一定要引进入市场机制,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行政人员都要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建立起正常的人才流动机制。
    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研究院的组织架构正在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也在逐步探索建立,人才队伍已经快速壮大起来。希望大家对研究院这样一个平台充满信心,对自己也要树立信心,对旅游产业发展充满信心。让我们同心同力,为打造一支“党组放心、业界认可、拥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高素质旅游专业人才队伍”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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